《爱丽儿》是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出版于年的杂文，甫一问世便得到广泛的讨论和认可，之后作为他最有名的作品，带着理想主义光辉激励了几代乌拉圭人和美洲人，直到现在还有多个出版社、电影奖、散文奖等以其命名。那么，罗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这本书又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Ⅰ
年7月15日，罗多出生于蒙得维的亚一个资产阶级、开明天主教家庭，母亲姓皮涅罗利亚马斯（do.aRosarioPi.eyroLlamas），出身于乌拉圭东岸自西班牙殖民时期便显赫的贵族，父亲罗多哈内尔（donJosRodJaner）是加泰罗尼亚人（“罗多”是塞法迪犹太人姓氏），经古巴而来，到罗多出生时已经在乌拉圭生活了三十年。
罗多排行第七，4岁跟随姐姐伊莎贝尔认字读书，对文学和历史显示出浓厚的兴趣。有趣的是，他不仅能够很快吸收阅读的内容，而且从小就很有讲述的欲望和传播的意识：在乌拉圭国家图书馆文学档案库，以及乌拉圭共和国大学信管系的“乌拉圭作家”网站，可以看到二十余份罗多编写的“童年小报”（diariosinfantiles），其中最早的（可以清晰辨认）大约是年2月2日的“*治和文学报”《普拉塔》（ElPlata），共两页，手绘了多个版块、字体、花纹，设计了订阅方式和价格，最重要的是，在引言里表示“善和公正是我们的最高目标”，在致意里用连续的感叹号高呼“致敬！！团结！！繁荣！！”这时候，他还不到10岁，该仰着一张稚气而严肃的脸。
更加有趣的是，虽然一般的介绍都会省略这个“幼稚”的阶段，或者最多简单提及罗多与同学编写的一份半月小报《最初的曙光》（LosPrimerosAlbores），如果仔细翻阅，可以看到他执笔介绍了富兰克林生平、纪念玻利瓦尔诞辰百年、摘编年厦门某商人被施以不许睡觉的“恐怖刑罚”、加拿大名字的由来、非洲植物奇闻，等等。虽然一条“因课业繁忙”取消科学版的敬告“暴露了年龄”，但整体来说，刚满12岁的罗多显然深具放眼世界的胸怀、启发民智的理想。尤其重要的是，他年3—6月的小报都还全部是手抄，但大约8月初问世的《最初的曙光》已经变成了印刷版，四页的排版设计相当规范，而且在报头明确了社长、主管，罗多和贝雷塔（M.Beretta）为撰稿人，来自“埃尔维奥费尔南德斯学校C班”。不难想见，罗多与同伴合作办报已经相当当真，不仅取得了一定的名气和认可，而且开始得到机构性的支持。由此反观，当时的乌拉圭社会享有比较开放、进步的思想和舆论氛围。
可惜的是，由于父亲做生意失败，又在他14岁的时候去世，家里经济条件开始恶化，他先是转入公立学校，后来直接从中学辍学，开始给书记员做助理，之后又担任了一些公职。
但如同许多“夜幕作家”一样，罗多成熟、敏感，不满足于日常浑浑噩噩的状态，保持着对生活、艺术、美学和道德的高度探测和深入思考，只在跟文人朋友的畅谈中，在个人的阅读和写作中才能感到平静。年，他开始正式在报纸上发表诗歌、杂文，与朋友合办《国家文学与社会科学杂志》（RevistaNacionaldeLiteraturayCienciasSociales，—），陆续刊载文章《将要来的人》（Elquevendr，）、《新小说》（Lanovelanueva，），尝试分析当时社会普遍焦虑、沉郁的原因，在世纪末的“救世主”期待中提供另一种精神寄托，倡导建立新的友爱、和谐、和平秩序。
年，尽管学位不高，但因为作家、思想家的学力，他受聘蒙得维的亚大学（今乌拉圭共和国大学）教授西方文学。他还代理过国家图书馆馆长，但最重要的是，年2月，《爱丽儿》出版了，向整个拉丁美洲包括西班牙逐渐扩出涟漪，他的生活，年轻一代的生活，从此变得不同。
学而优则仕。罗多加入了乌拉圭红*（PartidoColorado），年担任蒙得维的亚市议员，但很快于年辞职，因为“总感到难以承受的敌意”，一方面满腹文化上的抱负，一方面感到无法施展，尤其厌倦“议会”（parlamento）变成“聊会”（charlamento）。这不仅仅是他的一个文字游戏，其实也显示他缺乏有计划的、坚定的意志去对抗腐败、暴力和职业*客的诡辩。
实际上，那一时期的乌拉圭在红*首领、后来当选总统的何塞巴特列—奥多涅斯治下，取得了相当长足的进步，*治上*教分离、发展民主、改革宪法，经济上加强国家干预、国有化和民族工业发展，重视农业、提高农业技术，社会方面颁布一系列先进的劳动法案（实行八小时工作制、支持工人罢工、医院外科医生退休等），普及中学教育并推动各领域多层次教育的发展（如创建盲人学校）。可以说，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让乌拉圭获得了“美洲瑞士”的类比——但罗多对这股潮流持审慎的态度，比如，打击外国资本使得英国对乌拉圭的控制减弱，却难道不是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？年，他发表了新作《自由主义和雅各宾主义》（LiberalismoyJacobismo），跟巴特列日渐疏远，尽管一年之后重回*坛，仍然出现一些精神上的抑郁症状，、年再度担任议员和此后的写作，如《海神普罗透斯变幻的动机》（MotivosdeProteo，）大量讨论人格的转变，志业、能力、意志和信仰，都是在以一种乐观主义的表象勉力对抗内心的悲观。
也许可以说，比起在众人面前大放异彩、一呼百应，罗多更多地希望与世俗名利保持距离，就像《爱丽儿》中的导师，总愿将自己的教诲寄托在精灵的光环之下。年，他出版了另一部重要文集《普洛斯帕罗瞭望台》（ElmiradordePrspero），之后致力于总结和钻研“最重要的五个西语美洲人”，其中成文的包括鲁文达里奥，西蒙玻利瓦尔，胡安蒙塔尔沃。由于健康每况愈下，他向当时在阿根廷出版的杂志《面和面具》（CarasyCaretas）申请担任通讯记者，年7月14日出发欧游9个月，不断寄回他在西班牙、法国、意大利的见闻和交往（年结集出版）。这个短短的时期内，尽管，或者也许正因为此前是坚定的“欧洲派”，罗多日渐流露出对西欧文明国家深深的失望，以及一战期间沉痛的悲怆（“对英雄主义和光荣的恶心”）。
年4月初，罗多住进西西里岛巴勒莫一家豪华酒店，原本打算再前往巴黎，不料于5月1日上午病发去世，终年45岁。他的遗体三年后被带回祖国，葬于蒙得维的亚中央公墓先贤祠，位置在19世纪著名作家、外交部长胡安卡洛斯戈麦斯之下，正对乌拉圭民族英雄阿蒂加斯。
Ⅱ
词条式的介绍，似乎有些意犹未尽，大概人物勉强浮现，却没有纵深和判断。从文字看，《爱丽儿》跟我们的阅读距离也确实有点远：乌拉圭在地球上几乎是中国的对跖点，这本书的问世距今也已年，此外，罗多属于前现代最后一批文人作家，继承了西语美洲巴洛克式的风格，又在“杂文”（名词ensayo，来自动词ensayar，“试验、排练”）这种体裁中保留了推敲的过程而不是论文式的清晰结构，这就使他的文章语言相当华丽、几近矫饰，枝蔓出各种分句进行举例、补充、引证、讽刺、自我评价，正如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谓“修辞的花饰”（floriturasretricas），或者说“花式修辞”（retricaflorida）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据说几乎每一位拉美学龄儿童都是读着《爱丽儿》的文章长大的，我却经常需要用尺子在巨大的长句中勾画主谓，在繁杂的段落里找中心思想，或者为一些抽象的表述寻找更实在的概念，以及重新学习他的引用对象，回想起来，步履蹒跚、笨嘴拙舌。
但是，抛开表现形式不谈，文章的基本内容倒也不难把握：全文开始于一个神话般的庭院，一位年长的老师正在给学生，拉美青年，做最后的演讲；他的讲话可以分成六部分，根据罗多在给朋友马丁内斯维吉尔（DanielMartnezVigil）那本赠书上手写的提要（也为后世某些版本所采纳），每节分别涉及：确认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，称许他们纯洁无瑕，拥有力量和优雅的气度；鼓励他们全面发展，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中保存完整的人格；推崇美育，相信绝对的美感将帮助青年们分辨善恶、追求崇高。到第四部分，他开始转向民主问题，批判普遍的平等只能产生数量上的优势，平等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功利和低俗，呼唤建立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国家，以及由知识和高雅文化统领的层级结构。之后，他敏锐提出拉美不能对美国亦步亦趋，必须重视和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体系，最后倡导超越物质繁荣、寻求精神生活的更大格局。
罗多起笔很大而逻辑并不十分严密，论点夸张跳脱，立场保守，暗含种族主义色彩，然而，从《爱丽儿》问世二十年里在美洲尤其是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古巴、墨西哥引起的广泛讨论和社会实践，到年9月14日智利大学生代表大会奉罗多为“美洲青年良师”，再到年《电子爱丽儿》出版并获乌拉圭文化教育部国际杂文奖特别提名，对于一代又一代的拉美青年来说，这本小书似乎确有一种持续的吸引力，不致力于提出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，理念也过于古典和缥缈，但在那个沉闷、迷茫甚至盲目的时代扮演了“敲钟人”的角色，第一次让拉美的民族读这本书，最主要的就是把握旖旎文风之后的精英派民族主义线索，其中的民族认同感一是建立于外国移民的融合进程，二是有感于美国的觊觎和声势，而右派保守立场主要可以通过爱丽儿—卡列班的互文序列进行了解。
凭借后殖民和去依附的当代理论资源问题，文中的历程和心情可以与现当代中国贯通：那是遭受帝国主义国家从经济*治到文化思想的入侵后，本国知识分子求新求变（或者说是一种求传统自我不变）的呼吁，充满预见，适应性至今半分未减。他在年轻人身上寄托了某种绝望—希望的胶着状态——他固然鼓励青年乐观，自己却是悲观主义的，有研究称其为“勇敢的悲观主义”——这对当下中国应该仍有参考的意义。
Ⅲ
塞万提斯学院虚拟图书馆的罗多专区“生平”里，采用了著名西语文学研究者、罗多编著专家卡斯特罗莫拉雷斯（BelnCastroMorales）的说法：他的一生框定在两个里程碑式的世界性事件之间，年7月15日，当他出生在蒙得维的亚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刚刚联合德国镇压了巴黎公社；年5月1日，当他在西西里岛巴勒莫酒店去世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、俄国十月革命即将爆发。
这样的参照从时间看当然没错，也许也是对“常识”的“友好”，但相当欧洲中心主义——能不能尝试采取该国的第一人称视角呢？比如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社会科学部“乌拉圭当代历史”课程大纲介绍道：作为南美最小的国家之一，该国东北接巴西，西以乌拉圭河、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为界，东南面大西洋，人口三百余万，首都一城独大；如同大部分拉美国家一样，其19世纪前30年相对动荡，不断挣脱西班牙、葡萄牙—巴西、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派的控制，19世纪30—60年代经历边疆界定和内部纷争，—年间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尝试，其中年中右翼*人执*，局势逐渐稳定，年胡利奥埃雷拉—奥韦斯（JulioHerrerayObes，—）当选总统，进一步巩固保守文官民主制度，到年左右基本实现城市化、工业化目标。
也就是说，罗多从出生到去世（—）这近半个世纪，恰恰是乌拉圭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时期，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经验，也开始显现危机。
从独立运动时期开始，“何为乌拉圭”（uruguayidad）便是*治建设和公共舆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。一方面，当地原住民查鲁亚等部族原本数量不大，加上法国对“拉丁”美洲加速渗透，戈比诺、勒庞等人的种族主义大行其道，不少本土知识分子摇旗呐喊，将土著视为低等，将混血归为造成退化和衰落的主因，使灭绝土著运动成了正义。年，贝尔纳韦里维拉（BernabRivera，—）的“文明化”运动达到血腥的高峰，经萨尔西普埃德斯战役，原住民几乎被新生的共和国部队屠杀殆尽，到年，血统纯粹的印第安人已不存在。此外，非洲裔在乌拉圭人口中占比不高，因为这里是天然畜牧的环境、没有太多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即使接纳了一些巴西废奴（年）之前的逃逸黑人，其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主流文化中也几乎不见踪影。
另一方面，作为西班牙建立直接管辖机构最晚、管理松散的一个地区，乌拉圭河东岸在独立后不久被迅速“填充”和“白化”：19世纪40年代起，*府颁布多项移民*策，使人口从年的7万上升到年的万。这百万人口中，三分之一都是在国外出生的，包括相当高比例的意大利人，还有大量西班牙人、法国人、瑞士人、希腊人等。许多移民通过港口运输、贸易和新兴的工业活动成为城市资产阶级，与外省大地产主之间形成矛盾，如激发年—年农村考迪罗蒂莫泰奥阿帕里西奥（TimoteoAparicio，—）为首的“长矛叛乱”。与此同时，城市无产者也成长起来，年前后，无*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流传，工会组织、工厂罢工、工人报纸随之兴盛。
显而易见，移民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流动问题，而成了重要的*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问题。第一代移民，或者父母均为移民的第二代，是乌拉圭人吗？对此，“巴雷拉教育改革”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佩德罗巴雷拉（JosPedroVarela，—）游历了法国、美国，深受雨果和阿根廷作家、*治家萨米恩托（DomingoFaustinoSarmiento，—）影响，20岁出头就创办报纸、创建师范学校和人民教育协会、出版《人民教育》《学校教育法》等，又参与起草《普及教育法》，向*府和民众阐述“国民教育”的思想，推动公立、免费、世俗化的学校教育。由此，新移民的欧洲原籍、宗教信仰等问题被淡化，形成比较宽容的社会环境，没有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。可以说，独立运动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，乌拉圭的民族主义意识处于“休眠状态”，或说是一种发展缓慢、自由的民族主义。
但是，自19世纪80年代起，美国的膨胀开始引起多位知识分子的注意，激发了民族主义的进一步酝酿。美国最初专注于内部发展和西部扩张，借着年“门罗主义”逐渐试探对外控制和征服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古巴、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、哥伦比亚—巴拿马问题上到处插手，尤其在年美西战争中尝到甜头后，*事实力和野心被大大调动起来。此外，他们还擅长以巨额投资扩大文化、知识和意识形态影响，在普通拉美人眼中树立了良好、正面、值得赞誉和效仿的形象。
恰恰是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的何塞马蒂，敏锐察觉了这一点。从年开始，马蒂便陆续发表《对我们美洲的尊重》《拉丁头脑》《美洲母亲》等文章，作为代表出席第一届泛美会议和后续多次货币会议后，又于年元旦发表《我们的美洲》，明确号召防范“外面的老虎”，不是衰落中的伊比利亚宗主国，而是欧洲新列强、是北面虎视眈眈的美国。马蒂的语言虽然诗意，态度却是坚定的，对于美国，要质疑、要视为威胁和对手，要采取经济和文化上的地方保护。
乌拉圭原本没有墨西哥那样“离上帝太远、离美国太近”的烦恼，也不像古巴被一再阻碍获得*治自由、经济形态和出口市场单一，但巴雷拉等人的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追随美国教育体系，大力宣扬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，广泛传播对科学的新信仰，使热衷追求物质财富的功利主义、实证主义在该国知识界成为主导思想，使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成为公共教育的第一要义，人文主义被边缘化。短暂的成就感之后，倦怠来了。
罗多亲历了这些社会实验，成了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初步的成果，也是反叛或者说真正的成果。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，但他感受到一种使命，要超越实证主义的狭隘，引入新的思想方法。他接受了新唯灵论和伯格森主义，主张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，抑制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渴望，呼吁去庸俗化，保留理想主义；他批判艺术欣赏能力的缺失，称这样的文化残缺而空洞，这样的品位低俗而哗众取宠，这样的文学及其思想水准已经堕落，道德观念也日益腐朽。他批评新崛起的工商阶级和为他们服务的功利主义信徒，想用文化和文学的精英替代工商业精英治理国家。
异质强化了本质，不仅是乌拉圭一国的本质，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本质。罗多熟悉玻利瓦尔的“美洲主义”（americanismo）理想，很少单论乌拉圭而愿多提“美洲”，不断强调“拉丁”美洲与“盎格鲁—撒克逊”美洲的对比和分野。自由派知识分子美化美国文化、竭力模仿美国宪法和*治实践，但个人主义、平等主义、民主信念及其基本哲学假设在拉美并没有根基，罗多就把“洋基”和“狂热”两个词合在一起称呼他们。那么，与拉美的背景、历史和价值体系更为契合的思想体系是什么？目之所及，原住民太“野”、东方太远，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仍然只有欧洲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些论者在罗多身上所看到的“西语主义”（hispanismo）需要在特定条件中理解，其并不局限于西班牙——感情上的某种怀想终究无法改变*治经济制度的孱弱现状——而更多是指西班牙语和西国文化所带来的古典主义，包括希腊罗马传统、《圣经》和中世纪基督教伦理，以及大革命百年以来的法国哲学思想。
罗多的目的只有一个：将拉美从“泛美”的迷梦中摇醒，正视从北方逼近的物化和量化风潮，不要在被出卖、被吞吃之余还沾沾自喜，或者其实根本就不要追随这场疯狂的游戏。拉美要抵御影响、免受威胁，必须坚持理想，强调艺术，完善道德，无惧抗争。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为未来而活，因此主要面向年轻一代拉美人，激励他们把时间拉远、把格局放大。
幸运的是，罗多不是一个人。《爱丽儿》出版并迅速再版的年前后，一批年龄相仿、从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进入公共说理的舞台，对走向现代化的乌拉圭社会进行更好的思想启蒙。与西班牙的“98年一代”遥相呼应，乌拉圭文学和思想史界非常意大利式地将其称为“年一代”（lageneracindelnovecientos），将他们继承的局面视为“现代主义”（modernismo）。
一般认为，西语美洲的现代主义承自何塞马蒂的独立精神，以鲁文达里奥为最重要的标杆，尤其因为达里奥—年底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所担任的哥伦比亚驻阿根廷领事衔几乎是一个荣誉闲职，给了他极大的时间和经济自由，连续出版《异人们》（LosRaros，）和震动文坛的《世俗的圣歌和一些其他的诗》（Prosasprofanasyotrospoemas，），迅速影响到拉普拉塔河东岸。
罗多本人确曾对现代主义“表忠心”（出于跟达里奥的交往，或是一种阶段性认识？），比如他的评论被达里奥收入《世俗的圣歌》第二版序言：“我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，我全心全意地属于这个伟大的流派；它体现了19世纪末期思想演变的特征和意义；我属于这个流派，它起源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，在保持它们生命力的同时，引导它们向更高的境界转化”。
不过，罗多的现代主义，跟马蒂和达里奥的现代主义并不能画上等号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美国的乌拉圭学者、耶鲁大学拉丁美洲当代文学教授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（EmirRodrguezMonegal，—）即持此看法。他属于后继的“45年一代”，也许恰恰因为这样的称号而更加敏感于代际的问题，40年代末在剑桥大学进修时，就撰写了一篇讨论“年一代”的经典论文，从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“同时人”与“同龄人”之理论区分出发，给“年一代”贴出九个标签，其中最重要的要数“代际经验”：他们作为出生在—年间的同龄人，与现代主义先锋们享有“同时”但已经产生差异，继承了追求新美学的焦虑，仅此而已。为此，我们可以想想同为“现代主义者”的基罗加（HoracioQuiroga，—）和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（DelmiraAgustini，—），一个笔下是不再祥和的大森林、总与人类发生冲突的大自然，一个书写感性、情欲，直至饱受争议、被丈夫杀害。应该可以说，这一代现代主义者已经坦然呈现了向内转、接纳不和谐的现代性。
以罗多为代表的乌拉圭“年一代”作家知识分子，归根结底是民族国家成型之后的积极浪漫派，回避达里奥式的颓废、避世——后来，在回顾《爱丽儿》出版十年的一封书信中，罗多直言“达里奥式现代主义缺乏思想”——在诗歌中尝试象征主义，在长篇小说和戏剧中练习自然主义和心理主导，在哲学上平衡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，在社会学上